目前，我国正处于经济结构调整和发展方式转变的关键时期，对支持绿色产业和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的绿色金融需求持续扩大。绿色金融将对绿色产业和生态文明建设产生怎样的影响？我国在推动绿色金融发展方面有哪些创新和不足？如何看待中国在绿色金融议题上的国际影响力？就上述问题，本报记者采访了相关学者。
　　引导资本流向绿色产业
　　构建绿色金融体系，不仅有利于加快我国经济向绿色低碳转型，也有利于促进环保、新能源、节能等领域的技术进步，加快培育新的经济增长点，提升经济增长潜力。
　　绿色金融产品涵盖面广、渠道多、类型丰富。“凡是引导和保障资金向绿色低碳企业或项目流动，有利于优化产业结构和能源结构、提高资源利用效率、支持环境改善、应对气候变化的金融产品都可称为绿色金融产品。”武汉大学气候变化与能源经济研究中心主任齐绍洲认为，构建绿色金融体系，一方面应充分发挥市场高效配置资源的优势；另一方面，也应充分考虑绿色经济发展的“外部性”特征。绿色经济往往具有公益性、投资周期长、成本回收慢等特征，单靠市场机制不足以实现资源的有效配置和社会福利的最大化，需政府及时发挥引导、规范作用，比如，通过碳交易、碳价格引导企业进行节能减排。
　　中国社会科学院欧洲研究所研究员张敏对此表示赞同，“对绿色债券等一系列创新金融产品的开发与推广应用，需要制定与绿色产业政策相配套的措施与法规，完善有关监管规则和标准，从政策、制度上加强对绿色金融业务和产品的监管协调。”张敏建议，应以绿色专款的名义推动绿色产业的发展，引导和保障资金向绿色产业转移。
　　学者表示，应当尽快建立完善的绿色信用评级体系，引导商业银行更好地投入开发绿色金融的实践。
　　推动绿色金融创新
　　在我国众多对绿色产业的投入与扶持举措中，2017年将建立的全国碳排放权交易市场成为重点之一。齐绍洲表示，全国碳排放权交易市场将覆盖钢铁、电力、化工、建材、造纸和有色金属等八大重点行业，这样的碳排放权交易市场规模和力度全球罕见。这对于“倒逼”高耗能企业优化能源消费结构、调整产业结构、促进节能减排、推动绿色金融和碳金融的创新具有重要意义。
　　碳排放权交易市场的一个重要功能是平衡“高碳”与“低碳”企业之间的关系，这必然会涉及化石能源补贴改革问题。为促进碳排放权交易市场的健康发展，中国已将化石能源补贴改革提上议事日程，张敏认为，改革将有利于增加可再生能源在能源消费结构中的比例，有利于实现淘汰落后产能、调整能源供应与消费结构，逐渐实现均衡经济增长与减排的双重目标。
　　齐绍洲认为，能源补贴改革是一项复杂的系统工程，应统筹考虑，稳健实施。一方面是“做减法”，减少低效的化石燃料补贴，促进相关企业改进技术水平，提高生产效率，使用清洁能源；另一方面是“做加法”，增加对绿色低碳企业的补贴。另外，可通过“补贴生产”向“补贴培训”转化，将补贴应用于职工的从业或再就业能力培训。学者认为，在此过程中，需进一步推广银行参与碳金融市场、开发碳金融产品与服务的经验，引导更多金融机构积极参与，推动碳市场及碳金融体系深化发展。
　　开启绿色金融新模式
　　复旦大学国际关系与公共事务学院副教授朱杰进告诉记者，中国将成为全球首个建立比较完整绿色金融政策体系的经济体，是全球仅有的三个建立绿色信贷指标体系的经济体之一，是第一个由政府支持的机构发布本国绿色债券界定标准的国家，已成为全球最大的绿色债券市场。
　　作为2016年的G20主席国，中国建议将绿色金融纳入议题范围，并推动成立了绿色金融研究小组，形成了《G20绿色金融综合报告》，为未来全球绿色金融发展提供了重要参考。中国的努力使得绿色金融议题广受重视，目前瑞典、巴西、肯尼亚、印度尼西亚等许多国家和地区在规划和启动绿色金融。
　　朱杰进表示，中国还通过“一带一路”倡议、上海合作组织、中国—东盟等区域合作机制、南南合作机制，以及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和金砖国家新开发银行等，展开绿色金融国际合作，支持相关国家的绿色投资。
　　在目前的绿色金融国际合作领域，齐绍洲认为，技术转让和资金供给是重点。在气候变化的情境下，世界各国均是命运共同体。发达国家拥有资金和先进技术的优势，有义务向发展中国家提供技术和资金支持。同时发展中国家之间也要展开合作，中国出资200亿元人民币建立“中国气候变化南南合作基金”，建设低碳示范区、减缓和适应气候变化项目、应对气候变化培训合作项目，推进与发展中国家在清洁能源、防灾减灾、生态保护、气候适应型农业、低碳智慧型城市建设等领域的国际合作，帮助他们提高融资能力。中国这一贡献得到国际社会一致好评，展现了中国积极参与气候变化国际合作的大国风范。